白血病女童捐助事件刺穿人心：再揭民众“事实核查素养”之殇！ | 全媒观

从30日凌晨到早间，朋友圈超过3个以上的圈子在同时转一篇文章——《罗一笑，你给我站住》。毫无疑问，这件事“刷屏”了。

但“反转”在更短的周期内上演。大规模的质疑和批评如潮涌般出现。上午10时，朋友圈因传播时差被“荒诞”地劈成两个平行世界：一面是蔚为壮观的爱心流量；一面是接踵而来的“扒皮”与“唾骂”。

今日，捐助事件仍在发酵，我们看到的讨论不绝于耳，但碎片式信息充斥，情绪化表达往往淹没对事实本身的追查。白血病，小铜人，三套房，带血营销......就像一根根尖锐的刺，扎进人们的心房。

捐助事件不该成为民众情绪的宣泄口和对立屏障，更不应成为朋友圈智商的检测器；面对全新的社交传播环境，和屡次上演的新闻反转，全媒派（qq_qmp）认为——

民众的事实核查素养亟待重构。

这将是一场既关乎素养与能力，

也关乎意识觉醒和认知体系建构的艰难之役。

捐助事件不是第一次，应该也不是最后一次

刷屏-质疑-质疑刷屏-众声喧哗......看似人人都在发声，但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屈指可数。这其中隐藏了几个关键问题。

事实核查基本意识缺失

首先，个体在转发时，缺少基本的事实核查意识与入门级知识。

社交媒体以关系而非信息为主要驱动，往往充斥着大量程式化交流与表达，同时行为关联自身的社交形象建构。当加之“慈善”“儿童”“爱心”等标签时，极易触动民众的转发行为。但低成本的社交行为背后，却普遍缺乏“批判与自我批判”的思维意识，缺少一套判断信息真实与否的逻辑框架。

例如，和菜头就在《疑问：刷爆朋友圈的罗一笑是什么情况？》一文中提出了“7个奇怪的问题”，对于刷屏文中的细节提出质疑，尤其是“翻查罗尔的微信公众号”发现自始至终没有诊断书、没有谈诊疗费缺口、没有谈家庭经济等。很显然，诸多社交用户在随手转发时，没有就文字背后的逻辑和事实进行辨别。

“卖文”“每转发一次此文有机构就会捐出一元钱”等转发信息，更沿着社交路径进行大规模传播，但这些文本表达绝非准确。

用流言去质疑同样失范

第二个问题在于，用未经证实的流言去质疑事件本身，同样有悖于事实核查的准则，也不利于真相的纠偏。

当有人开始质疑此事可能“另有隐情”，一时之间，大量未经证实的微信聊天记录、朋友圈截图开始在朋友圈出现，“阴谋论”“谎言论”层出不穷。

但这些内容不是对当事人的一对一采访，没有多方信源的核实佐证，没有系统数据的支持，很难判断是非真相。在传媒学理论体系中，香农曾把信息定义为“对不确定的消除”，但流言的转发，让不确定性只增不减。

30日午间，微博加V用户“白衣山猫”发表微博，称和“深圳夜社保局”核实罗一笑费用，并发表了“官方口吻”的声明，在声明中给出了住院费用清单，3小时微博转发量超过16000次。但这一声明既非来自“社保局”官方信源，也非媒体采访，已不合逻辑。

随后，澎湃新闻就网传清单信息向深圳市卫计委、深圳市人社局、深圳市儿童医院进行核实。深圳市卫计委、儿童医院均表示，清单中数据不实。

下午17时，“深圳发布”发布了深圳市儿童医院“关于深圳罗某笑小朋友医疗救治的情况通报”，至此对此前消息进行了澄清。

以流言去证实，成为信息不确定环境下民众盲目行为的首选；但与此同时也将事件引入更深层的困境之中。

后真相时代：真相本身不再重要

第三个问题，也是最深层次的问题，那就是民众是否还在乎事实本身。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真进入这样一个循环：真相不再是被扭曲或争议的对象，而是它本身变得不重要了。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一方面，相较于主流媒体的信息，网民更倾向于相信彼此，尤其当谎言以“真相”或善意的样子出现之时，就算出现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证据，也会倾向于无视；

另一方面，社交媒体与UGC重构了新闻生产的流程与规范，使得专业性事实核查面临巨大挑战，在市场化的环境中，部分主流媒体也在竞争中放弃了核查流程。

这也正是今年美国大选之后，《经济学人》提出“后真相时代（post-truth）”的原因。文章把川普称作“后真相”政治的典型代表——没有事实依据，仅是靠断言“感觉是这样”。

△《经济学人》封面

在当下的社交传播环境下，又何尝不呈现这种趋势？当谎言让社会体系无法再正常运转，只会进一步加剧民众与社会组织间的孤立和信任缺失。

呼吁！重构公民事实核查媒介素养

那么，在一个风险与不确定与日俱增、社交主宰信息传播的时代，如何摆脱上述“事实核查”困境？

恐怕，除了优化信息环境，更加现实的在于重构民众媒介素养，真正提高信息接收者的核查能力与责任意识。

究竟什么是事实核查？

事实核查（fact check）作为新闻业的行业规范，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，事实核查就已成为一种被美国新闻业普遍接受的行业性制度。媒体业最基本的双重检验（double check）、编辑流程等，均归属事实核查的框架之内。

进入社交媒体时代，非专业性信息采集者和发布者大量生产内容，使得专业性事实核查面临巨大压力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我们也看到不少突破：一批专业事实核查平台涌现，新技术也为事实核查“对症下药”。

例如，《华盛顿邮报》于2008年美选期间创办的Fact Checker栏目，就致力于关注选举期间的政治人物言论，并鼓励读者为事实核查提供选题、证据和建议；此外，全球比较有公信力的事实核查机构/网站还包括：隶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伯格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FactCheck.org，社交信源调查网站Storyful、众包信源核实平台Verily、隶属哥伦比亚大学数字新闻中心的“可疑新闻追踪器”Emergent.Info等。国内也有腾讯新闻全民新闻查证平台《较真》，致力于对社交信息进行溯源和真相查证。

△第三届全球事实核查论坛展示的事实核查网站

Facebook、谷歌等，近期也因屡受假新闻之扰，从技术、众包、工具等多个维度展开事实核查（《Facebook如何发动民众进行事实核查》）。

如何重构民众的事实核查素养？

除了专业事实核查机构的努力，我们更期待每个“新闻游牧民”都能够获得事实核查的能力。那么，问题的关键突破口在哪里？

在这里，想推荐一本书《真相：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(Blur: How to Know What's True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)》，由 Bill Kovach\Tom Rosenstiel写作，他们希望通过这本书，为“社交媒体时代迷失在信息海洋中的公民提供一套切实的行动指南”。

△《真相：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》中文译本

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刘海龙曾为本书中文译本作序，并指出：新闻素养应包含两个层次——能力及意志。

在意志层面，期待民众不仅具有批判性解读新闻报道的能力，更期待公众具有自我批评和反思的能力。正如刘海龙所言，“怀疑的认知方法”是“新闻素养”的核心内容，即需要养成“可识别的思维准则”。

而事实核查意志的培养，需要冲破两个认知屏障：

1）民众需要洞悉进行自治的必要，因为新闻不仅关乎私人利益和兴趣，也关乎公共利益；

2）每个人都已成为信源，需要对所谓的“常识”进行反思，避免匆忙套用“常识”和“过度解读”。

为什么“意志”的培养如此重要？因为，打破固有认知往往是痛苦的。“科普中国”就曾在《“吃瓜群众”为何如此容易上当受骗？》一篇文章中提出几个非常有趣而深刻的观点：

1）我们都是“认知吝啬鬼”，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，我们的大脑通常使用直觉而非分析。

2）我们还需要考虑“认知流畅度”。从本质上说，无论谣言是否讲述了一个好故事，重要的是能否让我们产生画面感。如果有些事情感觉起来很顺畅且易理解，那么我们就倾向默认这种事情是真的。

3）揭穿谣言也会在脑海中留下令人不舒服的烙印。就像是你撕下书中的一页，其他页面也会受损，从而造成“心理黑洞”。为了避免不适，我们通常宁愿相信谣言，也不愿整个信仰体系开始崩溃。

△美剧《西部世界》剧照，机器人女主记忆觉醒后信仰体系崩溃

在培养起事实核查的意志之后，我们需要掌握事实核查的能力。民众可以从基本的事实核查方法论开始掌握；政府、社会也需要从教育、公民素养培养等多个方面，进行有意识地引导。

最实用的事实核查方法

实际上，对于事实核查，全媒派（qq_qmp）此前曾介绍过大量的事实核查工具。在这里，我们先从基本的原则和方法讲起。

在《真相》一书中，两位作者总结出了「怀疑性认知的六条原则」：

● 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？

● 信息完整吗？假如不完整，缺少了什么？

● 信源是谁/什么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？

● 提供了什么证据？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？

● 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？

●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？

实际上，面对朋友圈任何一则消息，公众一旦发现疑点，基本都可以通过这套准则进行“对号入座”式的验证和反思。

而类似的方法论还有很多，例如，腾讯新闻《较真》曾在公号“全民较真（Fact_Check）”中推荐一篇“较真方法论”——《虚假、误导、骗点击及讽刺性“新闻”站点的识别》，引用美国梅里马克大学媒体和传播学院的助理教授Melissa Zimdars整理的识别假新闻网站技巧，教大家怎样识别钓鱼网站。例如以“lo”和“.com.co”为结尾的网址，很有可能就是假冒网站。

 △洋葱新闻主页

Melissa Zimdars还认为，在当代媒体环境下最好的方法就是经常、广泛地阅读、观看和收听，并且对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参与的来源保持警惕。

这里还有全媒派（qq_qmp）此前整理的一些事实核查工具，供读者参考—— 

媒体去哪儿了？

有人会问，当待被证实的信息涌现时，媒体在哪儿？尤其是权威信源缺失的信息真空期，民众更易被谣言和碎片化信息引导思维与传播，这时亟需专业主义内容和调查报道。

社交时代呼唤专业主义

可以说，在新闻社交化不可逆转的情况下，“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具备新闻实战经验的人员就越发稀缺”。严肃八卦萝贝贝就在朋友圈中发问“记者呢”；上午11点57分，“至少有两家靠谱的在采访了，等结果。记者旁（朋）友们加油”。

我们看到，昨天在刷屏之后，《南方都市报》率先发出报道，重点对事件进行梳理，但起初并未采访到罗尔本人。

随后，“梨视频”推出一条时长为3分27秒的短视频，并电话采访了罗尔，首次回应“有3套房”。

30日下午，包括南都、《深圳晚报》在内多家媒体以视频、图文形式采访了罗尔，并就家庭资产、捐款情况等问题进行了回应。

#视频：罗尔在深圳接受媒体视频采访  时长：0:03:30

https://v.qq.com/txp/iframe/player.html?width=500&height=375&auto=0&vid=m0351if4fjp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专业媒体跟进采访利益相关方，填补了信息空白、纾解了紧张的社交情绪。

警惕新闻的边界

如今的环境，也为媒体带来更多考验。随着自媒体和商业技术的入侵，新闻的边界不再明晰，官方通报、评论、品牌传播等都可以成为新闻，处于中间样态的“准新闻”或“伪新闻”频出。

与此同时，媒体面对着深刻的市场化的冲突。虞鑫、陈昌凤在《美国大选落幕：为什么参选人越不诚实，支持率越高？》一文中指出：事实核查新闻的生产过程一方面无法跳出市场化新闻业的框架，另一方面市场化的逻辑本身也培育了一批不关心“事实”的受众。

下一代新闻业：对话、开放、推理

那么，新闻业的出口在哪里？首先，“专业的新闻机构要承认在风险社会之中，存在着知识的不确定性，承认包括专业新闻工作者在内的任何个人认知的局限性——任何真相只是暂时的。”

其次，新闻业可以开放新闻生产过程，将事实核查作为全民的行动，将调查报道和新闻生产，或者逻辑与事实判断的过程开放给公众。不仅可以更加完善事实核查的框架，也能在过程中进行堪称样本的事实核查素养教育。例如，腾讯新闻的《较真》栏目就采用类似美国政治新闻中“Fact Tank”模式，针对一则消息内容，在陈数详尽的查证过程后发布查证结果。

最后，借用《真相》一书中的观点：“在20世纪，新闻是由新闻工作者们决定的。今天在决定何为新闻的过程中，公众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。下一代新闻业必须欢迎并且为更具参与性的公民服务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新闻不再是讲授，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容更加丰富的对话。”

下一代新闻业，决不能自话自说，而是深入民众的困惑、愤怒、不解之中，将真相抽丝剥茧，并带领民众一同走向事实核查的彼岸。